過去11年間上海科技的“投入-產出”變化帶來哪些啟示？

過去11年間，上海R&D（科學研究和試驗發展）人員折合全時當量比例逐年降低，從74.7%降為68.3%；在科研產出方面，上海有效發明專利數增速從2011年的30.51%下降到2021年的18.11%；在其他科技產出方面，如科技論文、科技著作等，在過去11年間都出現增幅快速收窄的局面。所有這一切表明：原有科研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加快實施有組織科研正當其時。

【資料圖】

近來，科技界關于有組織科研的話題逐漸升溫。

其實，早在20世紀中葉，在科學完成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轉變過程中，這種科研組織形式就已出現在局部領域并逐漸成熟起來。比如，美國20世紀40年代的曼哈頓工程以及60年代的阿波羅登月計劃，這些都是科技史上有組織科研的成功案例，標志著科研從自由探索向有組織科研變遷已經成為大科學時代的常規發展模式。

時至今日，隨著我國科技發展已到一定階段，加上組織變遷條件日漸成熟，提高基礎研究組織化水平、加強有組織科研攻關，正逢其時。

當下，只要給純基礎研究留出足夠的自由探索空間，余下的很多領域是可以采用有組織科研的。對此，我們不妨以上海科技的“投入-產出”變化做一個簡單分析，探究上海進行有組織科研的必要性以及嵌入路徑。

科技發展拐點已至，呼喚新模式提升創新力

在各種科技資源（包括人、財、物、規則等）投入短期內增幅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提升現有科技資源存量的產出？調整資源的配置結構就是最有效的方式。具體來說，這種調整通常可有兩種形式：同質異構與異質異構。

其中，同質異構適合于一個靜態的封閉系統。筆者經常用石墨和鉆石作比喻，它們都是由碳元素組成，但由于結構不同導致強度天壤之別。異質異構則適合于動態開放系統。各種科技資源本質上是異質的。比如，雖然人才和基金都是支撐科技產出的資本要素，但是它們的性質完全不同。

上海是我國重要的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當前正在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顯然，上海是一個開放的動態大系統，更適合第二種資本結構調整路徑。盤點上海的科技資源存量及其績效可以清晰發現，上海的科技發展已經達到一個拐點，再按照老的科研發展模式推進已經無法滿足當下的需求，必須從結構改革入手采用新的科研模式。

為此，我們不妨先看看過去11年間（2011-2021）上海支持知識生產的各項科技資源投入的變化情況。

公開數據顯示，在科技人員投入情況方面，2011年上海R&D人員總數為19.87萬，折合全時當量R&D人員為14.85萬人年，折合比例為74.7%；到2021年，上海R&D人員總數為34.5萬，折合全時當量為23.55萬人年，折合比例為68.3%。

所謂全時當量R&D人員，是指報告期R&D人員按實際從事R&D活動時間計算的工作量，以“人年”為計量單位。這個指標是國際上關于科技人力投入的重要指標，可以在國際間進行比較。

造成R&D人員折合全時當量比例逐年降低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首先，現代科技問題往往比較復雜涉及多方面支持，會有更多的非全時人員加入，通過折算導致總的全時當量比例降低；其次，科研人員實際從事科研的時間占制度工作時間的比例在減少，這意味著科研人員的時間被更多科研之外的雜事占有了，如各種科研之外的會議、社交等，也間接說明單項科研要素的作用在降低，傳統的非組織化科研模式出現了明顯的效率損失。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上海在除了純粹基礎研究領域外，應該大范圍推廣有組織科研模式。

在科技投入方面，上海R&D投入強度（占GDP的比例）從2011年的2.99%上升到2021年的4.21%。雖然投入強度已經很高，但可以預期，未來這個數據增幅有限。因此，利用有組織科研模式提升經費使用效率，是當下最好的解決辦法。

在科研產出方面，過去11年間上海有效發明專利數增速從2011年的30.51%下降到2021年的18.11%。其他科技產出，如科技論文、科技著作等在過去11年間都出現增長幅度快速收窄的局面。所有這一切表明：原有的科研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當下的社會需求，采取有組織科研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舉措。

告別各自為陣，形成三大先導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

通過有組織科研帶來的結構化改革之所以有效，有如下兩個原因：

其一，目前上海的科研類型總體上處于巴斯德象限與愛迪生象限之內的科研，這類研究適合于采用有組織科研模式。這里稍作解釋：巴斯德是法國微生物學家，他在解決病人由于感染而死亡現象的過程中發現了細菌致病理論，這種類型的研究被稱作巴斯德象限。而愛迪生是美國的發明家，這類研究的最大特點是不關注現象背后的本質，只關心是否有用，這類研究被稱作愛迪生象限。也就是說，目前上海的科研類型總體上處于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之內的科研，完全可以在全市范圍內整合資源，采用有組織攻關，從而形成比較優勢；

其二，從科研投入的資本結構（人才、基金、設備等）角度來說，有組織科研可以通過改變科技活動中的各類科技資本的結構，從而實現科研產出/創新的增長。按照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拉赫曼的說法，資本的異質性意味著用途的異質性，用途的異質性暗示了多重專用性，多重專用性暗示了互補性，互補性暗示了資本組合，資本組合形成了資本結構的新模式，從而帶來全新的投入-產出比。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才、經費與設備，這些不一樣的科研資本都是用途異質性的。它們之間可以形成互補，通過組織調控實現資本組合結構的調整，進而形成特定的資本結構模式。這就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本地的各種異質性科技資本提供了可能性，進而實現科研發展的比較優勢。如可以通過政策引進人才或者搭建新平臺、載體、建造新型科研設備等，彌補自身的不足。

比如，被列入上海重點發展的三大先導產業，即集成電路、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這些研究領域基本上都處于巴斯德象限到愛迪生象限內，顯然更適合于采用有組織科研的發展模式。如果仍然采用過去的“各自為陣”模式，恐怕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獨自完成這類需要多學科、多資源、多人才相互有效合作才能取得突破的工作。

通過組織化手段的多次調適，資本結構會不斷地變化、解體和重構，使上海的科技力量持續處于結構有活力的效率最佳狀態，進而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新型科研資本結構嵌套模式。這種有組織科研模式，既是研究方式的轉變，也是資源配置結構的動態調整。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采取有組織科研的科技領域由于組織手段的運用，將實現優勢資源的集聚化，形成知識生產的比較優勢，這種新的科技發展路徑與模式契合新型舉國體制的優點，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轉變將把有組織科研與非組織科研之間的能力損失降低到最小。